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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不僅代表個人的身分，也是一種對外關係的象徵。當一個人擁有不止一個名字的時候，在何時何地選擇使用哪一個名字，是呈現自己的方式，也反映自己與他人的關係。陳芷凡教授由原住民不同族群傳統命名方式開始，介紹原住民在原初時代尚未與他人接觸時所使用的族語以及傳統文化的脈絡。例如達悟族以長嗣名為命名依據，族人一生需要經歷數次的名字變更；而泰雅族以父親之名來命名反應出父系社會的文化結構。臺灣原住民自17世紀與他者接觸後產生了身分認同的偌大變化。從歐洲人文獻中的barbarian、清朝職貢圖描繪的生、熟番、日治時代人類學檔案中的蕃人及高砂族、到戰後國民政府教科書為「教化」原住民所標榜的吳鳳傳奇與原住民的野蠻形象，讓臺灣原住民經歷了一連串的污名化過程。 隨著臺灣經濟轉型，原住民大量遷移至都市，成為經濟與文化的雙重弱勢群體，也讓原住民開始思考自己與部落的未來。1980年代原住民社會運動興起，《高山青》、《山外山》等用漢語書寫的原住民期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原民作家用漢語書寫對漢文化的質疑與不滿，形成不同部落間的泛原住民族意識，也開啟原漢之間的對話。1990年代之後，原民作家開始嘗試注入部落文化邏輯的漢語寫作，例如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也使用具黑色幽默的筆法對漢語形式進行反思，例如阿道巴辣夫的詩〈肛門說：我們才是愛幣力君〉及沙力浪用公文體例寫作的詩〈遷村同意書〉，在顛覆傳統漢語邏輯之際，也表達原住民在面對國家機制的無奈與抗議。近年來原住民作家在寫作中加入更多母語的元素，形成漢語與族語交雜、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特殊文體。陳芷凡教授認為，這種對族語的再運用，是一新的說故事方式，讓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元素成為挑戰族群未來的能量，讓原住民從「我是誰！」的困惑轉變為「我可以是誰？」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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